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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斌的“未完成性”
2014-09-02 14:51:52 来源:创研室 作者:闫立飞 【大 中 小】 浏览:737次

——人民作家梁斌的文学成就与精神遗产

闫立飞

“平地一声雷”,1957年11月,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它的出版震动了成立不久新中国的文坛,正如丁浩川在给梁斌的信中预言:“你将受到全国人民的尊敬……”[1]《红旗谱》引起的轰动效应及其杰出成就,不仅使得1958年中国文坛成为“《红旗谱》年”,而且奠定了梁斌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和尊敬。如今,这种关注和尊敬已然跨越了历史和时代,使得梁斌和他的《红旗谱》系列愈发呈示出“经典”的光芒和意义。《红旗谱》系列仍然活着,它“在精深的程度,在文本的精粹程度,在艺术的概括力程度,在人物刻画的丰满度上”[2]达到的水准,不仅使其成为共和国文学与文化的一个典范和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对于认识和理解当前文学文化及社会现实,仍然具有启示性意义。梁斌和他的作品,作为意义不断生成的特殊生命体,仍然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和借鉴。

一、
《红旗谱》一炮打响和走向经典的背后,与梁斌长期文学实践和积累,并矢志不渝以文学作品塑造冀中人民形象,表现土地与人民的觉醒和走向翻身与解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分不开的,是怀抱赤子之心的梁斌与人民革命历史对话的结果。
梁斌创作《红旗谱》念头早在其少年时代就产生了。梁斌,原名梁维周,1914年生于河北省蠡县梁家庄一个大家庭,排行第十,“五个哥哥,四个姐姐,六个嫂子……姐姐们都出嫁了,两个大侄子都结婚了。侄子侄女,外甥和外甥女儿……一大家子人;遇上村里唱大戏,孙男娣女都来到了,就有四五十口人吃饭,真够热闹的”[3]。大家庭的出身,为梁斌文学创作提供了最初的人物原型,“有人说:‘出身在大家庭的人,塑造人物性格就多。’我认为不无道理。我也说不清把哪一个人的性格写在哪一个身上。《红旗谱》一本书,三十二万字写了十八个人物”[4]。在这个大家庭中,梁斌深受母亲嫂子等人的影响,他的母亲年纪已经不小了,还是天天带着几个嫂子下地劳动,“她们处在旧社会的最底层……忍受着抚养孩子们的忙累,穿得破破烂烂,吃着糠糠菜菜,披头散发,常常流着眼泪。她们成日为生活操心,为丈夫操心,为儿女操心,一颗火热的心就像悬在空中发抖。她们害怕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有灾祸临门,就会有一只黑手将她的丈夫、儿女或者她自己夺走”。大家庭的生活及妇女的现实状况,使梁斌从小就对妇女和人民群众怀有同情心。“有人问我,是什么事物触动你的意念,使你想起要写《红旗谱》这样的一部书。那就是,还在我少年的时代,曾经经历了旧中国光大劳动人民所经历过的苦难。那种悲愁与辛酸,那种痛苦和折磨,在我少年的心灵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5]。
梁斌七岁(1921年)开始上村学,1925年暑假考入县立高小,通过《东方杂志》《学生杂志》《创造月刊》《创造周刊》《小说世界》《儿童世界》等新文学刊物开始接受新思想,1927年春,经同学范振声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9月,梁斌考入保定第二师范学校。1932年7月,保定第二师范学校学发生“七•六惨案”,参加学潮的学生被捕五十几个人,有十多个人遭惨杀。参加护校运动的梁斌登上了报纸公布的“嫌疑犯”名单。9月,震惊全国的高蠡暴动爆发,“这次以建立抗日武装、迎接红军北上为目的,以高蠡为中心,波及安新、无极、藁城、完县等地的农民大暴动,虽因敌我力量悬殊,遭到失败,但却给梁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6]。梁斌在自传中说,“自从入团以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一棵荆棘。二师‘七•六’惨案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二棵荆棘。‘高蠡暴动’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三棵荆棘”,“自从以后,我下定决心,挥动笔杆做刀枪。含着一生的辛酸向敌人战斗!”[7]梁斌以笔为枪,树立了为人民创作,把文学创作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目标和追求。
1933年春,失学失业的梁斌来到北京,经他的老师丁浩川和同学路一介绍,加入了“左联”,以文学青年的身份从事创作,在京津报刊发表了《芒种》《从蜂群说到中国社会》《农村的骚动》《救“灾”与做“灾”》《吃苦和耐劳》《翁都草堂随笔》《处世谈》《从“自杀”说到“被杀”》《朋友》《朋友的悲哀》等散文和杂文,这些散文与杂文的写作,使梁斌的笔“得到了磨炼”。1936年梁斌以自己熟悉的30年代前后冀中农民的革命斗争为题材,写出了第一篇反映二师学潮和高蠡暴动的短篇小说《夜之交流》。1937年春,梁斌回到蠡县,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蠡县抗日救国会委员、冀中地区新世纪剧社社长、蠡县游击十一大队政治委员、冀中文化界抗战救国联合会文艺部长、晋察冀边区文联委员等职,并先后创作了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和《爸爸做错了》《血洒卢沟桥》《抗日人家》《五谷丰登》《千里堤》等剧本。1943年秋,他将短篇《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扩展为中篇,以《父亲》为题发表。1945年至1947年,梁斌先后担任中共蠡县县委宣传部长,副书记等职。1948年南下,历任湖北襄阳地委宣传部长、《武汉日报》社社长。1954年底,调北京任中央文学讲习所党支部书记。梁斌一直为长篇小说创作做准备,为此他不惜多次放弃领导职务。1953年,梁斌正式动笔创作长篇小说《红旗谱》,历经4年,完成了一至三部的初稿。1956年底,《红旗谱》交中国青年出版社排印,1957年11月出版。
1958年底,梁斌全家移居天津。1960年,《红旗谱》俄文版和越文版分别在苏联和越南出版。1961年6月,英译本由外文出版社出版,7月,胡苏改编,凌子风导演的电影《红旗谱》上映。1963年11月,《红旗谱》的第二部《播火记》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同时出版,《红旗谱》日文版和朝鲜文版分别在日本和中国的延边出版。“文革”中,梁斌受到批斗,《红旗谱》被打成“黑旗谱”,《播火记》被打成“播毒记”,《红旗谱》的第三部《烽烟图》原稿遗失。1974年初,梁斌在下放的农场偷偷地开始反映华北土改斗争的长篇小说《翻身记事》的写作。1977年底,《翻身记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1979年4月,佚失十二年之久的《烽烟图》原稿“完璧归赵”,回到梁斌身边,经过修改,1983年3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烽烟图》的出版,为《红旗谱》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梁斌在“后记”中说,“《红旗谱》全书,原来想写五部。第四部写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繁荣和‘五•一’大扫荡,第五部写游击根据地的恢复,直到北京解放。当时,我还没有掌握写长书的经验。在我修改这部原稿的过程中,感觉到主要人物的性格,都已完成。再往下写,生活是熟悉的,但人物和性格成长不能再有所变化,只有写故事,写过程,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因此改变计划,《红旗谱》全书,到《烽烟图》为止”[8]。从动笔写作到书稿的出版,《红旗谱》三部曲经历了三十年的坎坷岁月,经过了十年动乱,梁斌为此感叹“这部书写得好不易呀!”梁斌把一生最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红旗谱》系列的创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保定二师“七•六”惨案和“高蠡暴动”等深深刺在梁斌心里的创痛,终于通过《红旗谱》系列的写作和出版得以纾解。“出水才看两腿泥”,《红旗谱》巨大成就,不仅使梁斌成为杰出的人民作家,而且其本身也成为“里程碑的作品”。
进入新时期,梁斌相继出版了《春朝集》《笔耕余录》,1986年《梁斌文集》(五卷本)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1991年长篇回忆录《一个小说家的自述》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1994年《集外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满天星斗日,一华落地来”,1996年作家梁斌卒世。梁斌一生实践着为人民而写作的理想,“用自己的笔忠诚地表现民族的生命和灵魂”[9],给我们留下了“星斗”般璀璨的文学瑰宝和精神财富。

二、
梁斌从冀中大地上走向革命和走上共和国文坛,他与土地、农村及生长在大地上的人民群众不仅有着血肉联系和深厚感情,对农民生活和农村现实有着深刻的了解和深入的关心,而且以革命家的气魄和作家的敏锐观察、描述土地、农村和农民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因应与变化,以及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和领导下克服束缚与羁绊,打破压迫和剥削,走上解放道路的历史过程,并以宏大的历史画面、丰满的人物性格和鲜明的民族风格对这一历史进程进行了文学创造和艺术展现,把对农民的刻画与塑造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茅盾高度评价梁斌的创作,“《红旗谱》是里程碑的作品,《播火记》也是里程碑的作品!”[10]梁斌作品“里程碑”的意义,首先体现在对近现代以来中国农民问题——“农民亲身感受的痛苦”和由此激发起来的反抗与斗争,以新的叙述方式予以艺术创造和形象表现。近代以来,列强的入侵使得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成为国外商品的倾销地,而民国以来的军阀混战和保甲制度的强化,进一步撕裂了传统乡土社会的政治生态结构并导致小农经济的破产和崩溃。这一方面表现在维护传统乡土社会完整与稳定的士绅阶层蜕变为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另一方面表现为作为战争、灾害及苛捐杂税等负担终极载体的农民与土地,随着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破败已经到了民不聊生、极度贫困的境地。这必然引发农民的反抗和社会的动荡。费孝通在20世纪30年代撰文指出,“当中国所特有的流落在城乡生产机构之外的新阶层一旦出现,一旦庞大,他们利用着权势构成种种法外的‘团阀’(法外并不指他们表面的地位而言,指他们获取财富的手段而言),乡间知识程度较低,团结力较弱,组织较松弛的农民,也最容易成为这种人物寄生的对象。使黄明正先生‘暗自饮泣之黯然的图画是每个在乡下住的人所熟知的’……这些人物的盛气凌人反衬出中国广大人民的善良和忍耐。但是善良和忍耐并不是敲诈掠劫的理由。容忍有其限度。当限度到来时,中国农民的坚韧也成了他们自救的力量。从局部的情态去看,任何还有正义感的人不会放错他的同情心的,但是从整个局面合起来,却是一个大悲剧”,而且,“整个中国,不论上层下层,大小规模,多少正在演着性质相似的悲剧,但在生活已经极贫困的乡间,这悲剧也就演出得更不加掩饰,更认真,更没有退步。日积月累,灾难终于降临,大有横决难收之势了”[11]。
这种“横决难收之势”的来临,在梁斌作品中得到生动的展示。梁斌不仅通过“冯老巩大闹柳树林”、朱老明等二十八家穷人联名状告冯老兰失败等故事,叙述地主乡绅冯兰池(冯老兰)从砸钟卖铜顶税赋,并借此霸占河神庙前后四十八亩官地,到颟顸地向下排户摊派五千元洋钱兵匪的索赔,展示了“土豪霸道们”巧取豪夺、欺侮百姓的罪恶行径,而且通过运涛的亲身感受和朴素认识,回答了乡村贫困化和农民痛苦加深的原因,“眼下农民种出来的东西都不值钱,日用百货,油啦、盐啦、布啦,都挺贵。买把锄头,就得花一两块钱。大多数农民,缺吃少烧。要使账,利钱挺大,要租种土地,地租又挺重。打短工、扛长活,都挣不来多少钱,人们一历一历地都不行了”。农民忍受“洋油洋火、洋线、洋锁”等“洋货”在内地的倾销和剥削的同时,承受着各种税赋摊派的压榨,“租谷虽重,利息虽高,一年只有一次,如今这个捐那个税的太多了。地丁银征到十年以后,此外还有学捐,团警捐……咳!多到没有数了”。以封建地主冯老兰为代表的“土豪霸道们”、用各种“洋货”盘剥中国农民的帝国主义和骚扰百姓危害地方的军阀强权,多方势力构成的寄生阶层把贪婪的吸盘直接或间接对准农民,从农民和土地上榨取血液和营养。梁斌既用鲁迅开创的启蒙模式描述了农民因寄生阶层过度压迫和榨取,所造成的破产和流亡及其悲惨的生活与多舛的命运,描绘了“暗自饮泣之黯然的图画”,同时更用激昂的笔调叙述了这种压迫和榨取激发的反抗与革命:从朱老巩式的赤膊上阵和冯兰池拼命到朱老明式的和冯老兰对簿公堂,从自发开展水泊英雄式的反抗到进行“合法”斗争的失败,最终在党组织领导下反割头税的胜利,他们不再是沉溺于阿Q式的“精神胜利”,不再像闰土那样辛苦麻木,不再如祥林嫂那样臣服于命运安排,而是走上了有组织的群众斗争与自我解放的道路。由此,梁斌通过他的作品,不仅形象地描述和艺术地呈现了中国农民问题,在启蒙模式、田园叙事等现代乡土叙事模式之外,开启了一种“概括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农民斗争生活”[12]的叙事类型,而且也突破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题材叙事的限制,表现出比赵树理、柳青等人更为深刻与广阔的历史内容和现实意义。
《红旗谱》系列作品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朱老忠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农民英雄人物的塑造上,“这个形象的成功塑造,不仅是《红旗谱》的突出成就,也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收获”[13]。这是一位具有高度集成的人物性格,他的诞生经历了漫长孕育过程。从1942年梁斌创作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到把这篇小说改成五六万字的中篇小说,再到长篇小说《红旗谱》的出版,朱老忠从最初一个乐观刚强的老年农民形象,到中篇加入“被迫闯关东,在长白山上挖参,在黑河里打鱼,在海兰泡淘金”的传奇经历,再到长篇中补入性格中“关于智的一面”,朱老忠的创造过程中,不仅践行了作者梁斌“要写出所谓古老的封建社会的叛逆的性格,写出中国农民的高大的形象”[14]的理想,而且由于多方借鉴和充分积累,使得这一人物形象具有了丰富的历史内涵与现实意义,因而甫一出现就受到了关注和肯定,并成为当代文学史的经典形象。
朱老忠的文学史价值,不仅在于他已经走出传统农民英雄的历史局限,而且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是一个“在历史中成长”的具有丰富包蕴性的“未完成”性格形象。李希凡在《革命英雄典型的巡礼》中指出,“作者笔下的朱老忠并不是一个传奇性的英雄,他也没有像水浒传英雄那样带着千军万马向封建地主阶级进行直接的进攻,甚至也没有像朱老巩那样,提着铡刀在千里堤和冯兰池面对面地较量,他像普通农民一样,生活在锁井镇上,但是,读过《红旗谱》以后,他的形象、性格,一言一行,却又有着一种不是用几句话能说出来的深沉的威势,震撼着读者的心灵,使你自然地联想到水浒英雄,联想到历代的农民革命英雄,只不过在这个形象、性格里,孕育着一种更为深沉的力量,这种力量我们可以称之为地下的火焰,它炽热地翻滚着,只等待着有那么一种导火索能够引导它冲破这僵硬的地壳”[15]。朱老忠不是草莽英雄,也没有朱老巩那样的火气,背负血海深仇的他始终保持着普通农民本色,一直抑制着自己的“火爆脾气”和“愤怒的心情”,用“出水才见两腿泥”来鼓舞士气和宽慰自己。这一安排恰恰体现了梁斌的良苦用心,“梁斌给朱老忠的定位,不是一位传统小说中常见的性格不变的英雄人物,而是一个处于动态的时间关系中的不断‘成长’的新的形象”,而“成长”的进入,不仅使《红旗谱》体现了一种与传统小说相异的“时空原则”和“知识谱系”,“意味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诞生,同时也意味着诞生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进入到一个艺术形式更为完备的‘当代文学’时期”[16],而且也使得朱老忠成为新旧时代的“媒介”,“对于旧中国革命农民来说,朱老忠是一个性格的‘总结’;而对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革命的中国农民来说,它又展示了一个新的起点。它形象地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以农民为主力同盟军的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动力”[17]。站在“旧”历史终点与“新”时代起点的交汇处,朱老忠的性格形象获得了历史与时代的烛照,成为“成长的”历史和时代的象征。

三、
《红旗谱》系列作为经典的长久艺术魅力及其旺盛生命力的源头,除了塑造了农民英雄朱老忠,还在于创造性的表现了严志和、朱老明、运涛、春兰、老驴头、朱老星、伍老拔等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的“血色鲜活的灵魂”[18]。带领穷人和冯老兰连打三场官司的“硬汉子”朱老明,勤快聪明的青年农民运涛,泼辣热情开朗的农村姑娘春兰,性格有些狭隘但不乏自尊的老驴头,“乐天派”的农民伍老拔,以及做事不着调把日子过得“稀里哗啦”的朱老星等等,他们性格各异,甚至“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都具有勤劳、善良的共同品质,有着地道庄稼人特有的“庄稼秉性”,也即是梁斌在小说中多次提及的农民的“庄稼性子”。“庄稼性子”成为梁斌塑造农民形象展示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艺术手段。
这种“庄稼性子”在严志和的身上得到集中体现。与朱老忠的豪爽、勇猛、刚毅、无私相比较,作为一个地道农民的严志和,一方面有着庄稼人的耿介和倔强,另一方面具有农民土里刨食视土地如“命根子”的“软善”与朴实。听说朱老明为穷人打官司,他出于义愤“一句话输了一头牛”,却又为此感到无脸面对家人而出走。他的一切生活常识及思想与行动,皆源于他赖以生存的土地及父辈的教导:“这二亩地,只许你们种着吃穿,不许出卖。久候一日我还要回来,要是闹好了,没有话说。要是闹不好,这还是咱全家的饭碗。你看咱在下梢里的时候,把土地卖净吃光,直到如今回不去老家。咱穷人家,土地就是根本,没有土地就站不住脚跟呀!”这也养成了严志和的“庄稼性子”——凡事以土地为中心的农民性格与心态。他“爱朋友、讲义气、舍己为人”,依靠“宝地”的出产,不仅“顶门立户”过起了庄稼日子,维持着“不饱不饥的生活”,而且“一家人担负两家人的生活”,帮助从关东回来的朱老忠一家四口建立家园,表现出庄稼人的本分与朴实。但是,面对运涛入狱的重大打击,“本来是条结实汉子”、“一辈子灾病不着身,药物不进口”的严志和,“迎着朱老忠紧走几步,身不由主,头重脚轻,一个斤斗栽倒在梨树底下”,失去了庄稼人的“定心骨儿”。面对即将失去的“宝地”,大病中的“严志和一登上肥厚的土地,脚下像是有弹性的,发散出泥土的香味。走着走着,眼里又流下泪来,一个趔趄步跪在地下。他匍匐下去,张开大嘴,啃着泥土,咀嚼着伸长脖子咽下去”,以吃泥土的方式表达庄稼人的绝望。运涛入狱、老奶奶猝死、失去“宝地”等灾难既“好像有老鼠咬着他的心……他心上实在气愤,只要一提起这桩事,就火呛呛的,忍也忍不住”,也消磨了他的意志和增加了他的失望情绪,严志和劝诫自己“过个庄稼日子,什么别扑摸了”,吞下了这口气。严志和的这种冲动火气与隐忍“软善”交织的“庄稼性子”,其实就是燕赵大地乡村世界中农民的现实生活与真实人性,它包蕴巨大能量和无限可能。梁斌挖掘和表现了严志和等人身上“庄稼性子”,等于刻画和描绘出华北农民的魂灵和精神世界,呈现出他们最为真实和最有特点的一面,“说明了作家梁斌其实具备着一种透视表现乡村世界中真实人性的艺术能力”[19]。这种深入农民灵魂世界的艺术创造,是梁斌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红旗谱》系列的成功,与梁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使其成为“一部具有民族气魄”小说的民族化探索与创造分不开的。关于民族化形式的探讨,虽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重大话题,但文艺创作的民族化至今仍是文学需要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红旗谱》关于民族化形式的探索,仍然是我们无法绕过的精神坐标。
为了创作“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作品,梁斌认真反思和总结了自己的创作实践,“文章风格,不拘泥于外国文学;《夜之交流》的洋味、翻译风格是不足取的。繁琐的心理描写、风景刻画,中国读者是不习惯的。也不拘泥于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些多余的东西,要有中国气派,民族化的风格,而借鉴外国文学的好东西,尤其是托尔斯泰、普希金、法捷耶夫、梅里美的艺术”[20],在放弃“五四”新文学以来的“洋味”与“翻译风格”和汲取综合外国文学与传统小说营养的基础上,走上了以“中国气派”与“民族化的风格”为艺术目标的新文学创作道路。《红旗谱》的民族化创造,一方面表现在生活化语言的运用上,“语言是与生活紧密相连的。冯老兰、冯贵堂、严知孝、陈贯群、朱老忠、老套子……在他们的语言中,尽管基本语汇相同,但各有自己的性格特点,有各自不同的表达方式。一个人通过他的社会经验和生活经历,应该形成他自己的性格语言”[21],由此形成了一套群众性的人物个性化语言与朴实简洁的叙事描写语言相融合的独具个性的语言;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地方特色的风光及地方民风民俗等“地方性知识”的塑造上,“农村的风景,农民对土地的热爱,农民之间的友情,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青年男女之间淳朴的爱情,农村孩子快乐的乡村生活,甚至农村妇女在夫权压迫下掺杂着甜蜜的哀怨,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农民们在冀中平原的雪夜和美丽的春天原野上,赶鸟,看瓜,打狗,赶年集,走庙会,过除夕;运涛和春兰一对小儿女并肩坐在瓜园的窝棚上谈恋爱;运涛、江涛、大贵、春兰们在棉花地里扑鸟……乡村的居民在美丽的乡村风景中的生活构成了一幅没有历史感的农村生活的画卷,散发出田园诗一般的魅力”[22]。散发着“田园诗一般魅力”的乡村风景与民俗画的刻画,成为《红旗谱》民族化形式的一个重要特征。 《红旗谱》作为“一部地地道道的中国的书”[23],不仅植根于慷慨悲歌的燕赵大地,发掘和展现了燕赵人民淳朴的田园生活及其“伟大的性格”,使得小说具有浓厚的地方性色彩,而且广泛借鉴中外文学名著,如从《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借鉴概括描写社会生活的艺术手法,从《水浒传》中借鉴“英雄人物的描写手法”,学习和研究《战争与和平》《上尉的女儿》《屠场》《毁灭》《卡尔曼》《高龙巴》《铁流》《成吉思汗》《蟹工船》等作品,在“比外国文学粗一点,比中国古典小说细一点”[24]的综合中走出了一条民族化的创新之路。《红旗谱》的民族化创造,是梁斌留给我们的另一份重要精神遗产。
《红旗谱》系列描写了农民困苦的生活,但更写出了困苦中的希望和梦想,这种希望和梦想不仅支撑着他们在灾祸与苦难迭发的不幸泥淖中继续生活下去,而且是近代以来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走出危厄与羁绊,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走向自由与解放,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与力量所在。在最为艰难的日子里,朱老忠鼓励运涛和贾老师交往,“你要扑摸到这个靠山,咱受苦人一辈子算是有前程了”,“去吧!去吧!放心大胆的去吧……看样子,咱种庄稼的人们也有前途、有希望了!”这种希望既是农村姑娘春兰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其乐融融农村小康生活的理想:“革命成功了,乡村里的黑暗势力都打到。那时她和运涛也该成一家子人了。就可自由自在地在梨园里说着话儿剪枝、拿虫……黎明的时候,两人早早起来,趁着凉爽,听着树上的鸟叫,弯下腰割麦子……不,那就得在夜晚,灯亮底下,把镰头磨快。她在一边撩着水儿,运涛两手拿起镰刀,在石头上蹭蹭得磨着。还想到:像今天一样,在小门前头点上瓜,搭个小窝棚,看瓜园……她也想过,当他们生下第一个娃子的时候,两位老母亲和两位老父亲,一定高兴得不得了。不,还有忠大叔,他一定抱起胖娃子,笑着亲个嘴儿……”也是农村知识分子运涛关于“未来中国”的想象:“他倒不想和春兰的事。他觉得春兰应该就是他的人儿,别人一定娶不了她去。他想革命成功了,一家人……不,还有忠大伯他们,不再受人压迫、受人剥削了……也想到像贾老师说的,工人、农民掌握了政权。那时候他也许在村公所里走来走去,在区里、在县上做起工作来。他想,那时就要出现‘一片光明’,农民们有理的事情,就可以光明磊落的打赢了官司。”他们的希望不仅与人物身份和环境相一致,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而且希望所表达的关于富强、民主、平等、公正、法治、和谐、自由、敬业等理念,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梦的主要内容。朱老忠、严志和、春兰、运涛等人的殷切希望展示了中国梦的历史渊源。从这个角度说,《红旗谱》仍是当前社会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是一份需要我们敬重和继承的精神文化遗产。
在城市化加速农村人口大规模进入城市农村、农民与农业发生巨大变化的当前,农民问题仍然是我们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人民作家梁斌的意义在于他的创作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状况和发展趋势,而且展现了与时俱进的丰富与开放,他的作品仍在和时代发生着对话,其精神遗产仍有着不断生产的“未完成性”。这也是梁斌的魅力所在。



[1]梁斌:《一个小说家的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571页。
[2]雷达:《<红旗谱>为什么还活着》,《梁斌文学艺术论——梁斌作品评论集四编》,宋安娜主编,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3]梁斌:《一个小说家的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4]梁斌:《一个小说家的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5]梁斌:《我怎样创作了<红旗谱>》,《春朝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6]唐文斌:《梁斌生活与创作年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
[7]梁斌:《一个小说家的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84页。
[8]梁斌:《<烽烟图>后记》,《梁斌文集(五)》,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40页。
[9]宋安娜:《解读梁斌》,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10]梁斌:《一个小说家的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页。
[11]费孝通:《乡土重建》,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64-65页。
[12]邵荃麟:《文学十年历程》,《文艺报》1959年第18期。
[13]张钟、洪子诚等《当代文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3页。
[14]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春朝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30页。
[15]李希凡:《革命英雄典型的巡礼》,《文学评论》1961年第1期。
[16]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5、37页。
[17]李希凡:《革命英雄典型的巡礼》,《文学评论》1961年第1期。
[18]雷达:《<红旗谱>为什么还活着》,《梁斌文学艺术论——梁斌作品评论集四编》,宋安娜主编,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19]王春林:《以人性剖析为底色的乡村与革命叙事——重读梁斌长篇小说<红旗谱>》,《梁斌文学艺术论——梁斌作品评论集四编》,宋安娜主编,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
[20]梁斌:《一个小说家的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487页。
[21]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春朝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57页。
[22]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23]梁斌:《一个小说家的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514页。
[24]梁斌:《一个小说家的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4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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